上個周末，我和三位分別來自美國、新加坡、台灣的朋友一同晚餐。幾個分別都是30多歲的年輕人，討論著為何今天我們相聚的地點是上海而不是在台北? 討論著為何創新和設計等高附加價值的概念無法深植進台灣的企業?當然更多的討論是為何台灣人才大量外流，台灣為何淪為大家口中的鬼島?

話題一開始，我們之中來自美國的朋友問我，為何來到上海?難道台灣不好嗎?

我不太清楚目前和我年齡相仿的台灣年輕一代是怎麼看待上海這個城市，但單就我身邊的許多朋友而言，台灣許多6、7年級生紛紛視上海為一個極具潛力的就業市場，上海成為了他們開闊眼界國際城市。這邊不缺的是外國企業和外國人才，許多外國企業因為相中這邊的市場潛力，紛紛來到上海設立辦公室。我告訴我的美國朋友，其實早在10幾年前，當台灣還在積極成為亞太營運中心的時候，許多國外大型企業紛紛想到台灣設廠、設辦。最有名的大概就是當時候想要設廠在台灣中部的拜爾以及建立娛樂版圖的迪士尼。

但是為何這些企業後來都沒在台灣設廠設辦，反而移師至中國大陸了？問題就出在台灣擁有一群打著「民意」神聖旗幟的民意代表(或稱政客)，利用種種因素(諸如環保、本地勞工權益等)阻擋外國企業來到台灣（其實說穿了就是想從中取得利益）。這樣三番兩次的阻攔，漸漸外國企業就對台灣的投資環境失去了信心，台灣因此也陷入了越來越封閉的情況。我們口中所謂的民意，早已成為政客為了獲取自身利益的最佳武器。 繼續閱讀 →